“周老板，侬行行好，那本书的下册一定给我留着。”彭与鸥站在奋发书店门口，再三叮嘱书店老板周虹苏。
“一定，一定。”周虹苏拱拱手，微笑说，“怎么着也不能让您看了上册，一直念着下册，那不是人做的事情。”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彭与鸥叹口气，“你是不知道，那种看了一半就看不到后续的痛苦。”
“周老板，记着啊。”
复旦公学国文系教授先生摇摇头，上了一辆黄包车，还没有忘记再探出头叮嘱书店老板一声。
彭与鸥下午没有课。
径直回了家。
邵妈不在家。
这个时候应该去檀香山路慧雅书店的死信箱取情报去了。
按照约定，每天早晚去取一次情报。
也许有情报，也许没有情报。
但是，邵妈必须每天两次雷打不动去查看。
如此能够确保在非冒险见面的情况下，情报的时效性。
彭与鸥上楼，来到自己的书房，从柜子里取出一盒珍藏的茶叶。
有些恋恋不舍的看了一眼茶叶罐子，最终还是笑了笑，念叨了一句自己真是个‘抠门鬼’，然后将茶叶罐子放进提包内。
又从床底下拉出一个木箱子，里面放着一条没有拆封的香烟，还有一条已经拆封，只剩下五包香烟。
他直接将那一条没有拆封的香烟也放进提包。
拎着提包便下了楼。
正好看到邵妈回到家了。
“邵妈，我晚上出去一下，不在家吃饭了。”彭与鸥说道。
“彭先生，情报。”邵妈摸出一张纸条递给彭与鸥。
彭与鸥表情一肃，接过纸条。
“曹宇甫一释放，即被特高课抓捕，旋即叛国，全盘招供，建议曹宇所知晓之党内同志、爱国友人，须即刻撤离沪上，急！”
看完纸条上的字，彭与鸥恍然。
曹宇失踪之事，竟然不是国府方面在倒打一耙，原来是被日本人抓走了。
现在搞清楚了，对于国府方面也便有了交代。
红党人没做亏心事，但是，被对方一直咬着不放，始终是个麻烦事。
‘火苗’的紧急情报，简直如同及时雨，化解了彭与鸥的困惑和焦虑。
……
彭与鸥拎着路上买的猪头肉、糟毛豆、一瓶高粱酒，提包里装着茶叶和一条烟，来到了福煦路多福里二十一号。
这是一幢坐北朝南两楼两底有厢房砖木结构的新式石库门住宅。
轻轻敲了敲门。
很快，脚步声传来，有人在里面轻声问，“谁？”
“宜兴的大表哥。”
“这位先生，您弄错了吧，我家先生在宜兴没有亲戚。”
“错不了，你家先生是泰州的，我以前也是泰州的。”
吱呀一声，门开了。
彭与鸥进门，同刚才说话的年轻同志点点头，径直上楼。
楼上的书房，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，正在伏案写作，听到声音，嗅了嗅鼻子，“小欧阳，我就是嘴馋，念叨一下一个月没见肉了，你还真买猪头肉了啊，我们的津贴可是不够了啊。”
彭与鸥笑而不语，将东西放在椅子上，直接拧开了酒瓶。
他还特意用手扇了扇。
“酒？”中年男子嗅了嗅鼻子，脸色一变，几乎是要跳起来，训斥说道，“我说小欧阳，有酒有肉，这日子真的不过了？下顿喝西北风啊！”
然后他一扭头，就看到了微笑着看着他的彭与鸥。
“哎呦呦！老彭！”中年男子先是一愣，直接走过来，右腿被椅子撞了下，也顾不上了，上来直接和彭与鸥拥抱。
而后，两人看了看对方。
“彭与鸥同志，你廋了不少啊！”
“‘农夫’同志，你也黑了不少。”
两人哈哈大笑，再次拥抱！
“我怎么闻到了香烟味道？”‘农夫’同志嗅了嗅鼻子。
“你啊你，难怪常光头气的骂，说你的鼻子比狗还要灵！”彭与鸥笑着说。
他从提包里刚摸出那条香烟，就被‘农夫’同志一把拿过去，赶紧撕开包装，拿出一包烟，拆封，拿出一支烟放进嘴巴，摸出洋火，划了一根火柴点燃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
看着彭与鸥看他的眼神，‘农夫’哈哈一笑，“断粮两天了！”
说着，他吐了口烟圈，舒坦的眯着眼，“也就你老彭富裕，直接拿来一条烟，在西北，教员手里都没有这么阔气。”
“我可没有这么阔气。”彭与鸥说道，“这是‘火苗’同志接济我的。”
看着‘农夫’的表情变得严肃，彭与鸥笑着解释说，“你也别用那眼神看我，组织纪律我当然知道，老彭我一没有从‘火苗’同志手里拿钱，二没有要东西，当然，总共就得了两条香烟，是‘火苗’同志知道我断粮了，赊给我的，我已经还了一条烟的烟钱了。”
‘农夫’同志拿起香烟，看了看包装，确认是市面上最常见的金黄牌香烟，这才点点头。
不是他不近人情，生活条件好的同志们送两条香烟，这不是什么大事。
但是，放在‘火苗’同志的身上，这就不是小事。
任何来自‘火苗’同志那里的物品，出现在彭与鸥的手中，都要格外警惕，必须避免有指向性和不应该出现在彭与鸥手中的物品出现。
“那个小家伙现在怎么样？”‘农夫’同志问。
“嚯，说起那小子。”彭与鸥吃了一小块猪头肉，“威风着呢。”
他抿了一口酒，“在上海滩，特别是在法租界，说起小程巡长，无人不知。”
说着，他指了指‘农夫’同志，“便是你老农，要是在法租界遇到麻烦了，报一声小程巡长的名字，都会给你三分面子。”
‘农夫’同志闻言，哈哈大笑，笑过之后，他长叹一声，“苦了这孩子了。”
彭与鸥也是默然，他自然也非常清楚程千帆身处的环境是多么复杂和残酷，这个年轻人身上的压力是多么大，甚至可以说，‘火苗’便是睡觉也要睁着眼睛的！
两人抽着烟，一盘猪头肉，一叠糟毛豆，喝着酒。
喝着，聊着。
聊着，喝着。
抽烟的手都在颤抖，两眼通红。
两人聊天中出现的很多名字，那么多熟悉的名字，都已经不在了……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！
……
虹口区属于英美公共租界，不过，不少人已经开始习惯称呼虹口区为日租界了。
前清同治二年，英美租界合并，成立了所谓的公共租界。
光绪二十五年，公共租界又进一步扩大地盘。
这一阶段，日本势力其实也在急骤膨胀。
他们从甲午战争前后就有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，一直处心积虑、不择手段地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，并在中国的其他城市有了自己的租界，自然不可能不对上海动心，他们也想要在上海建立真正的租界。
不过，最终他们还是没有能够在上海获得官方承认的租界许可。
这当然这不是前清王朝敢于拒绝日本的威逼，原因是光绪二十五年英美公共租界扩张时，清政府与列强有过约定：上海除了早已既成事实的法租界外，今后各国均加入公共租界，不再设专有租界。
这自然是老牌的帝国主义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，限制后来者抢“蛋糕”而采取的一种对策。
以英国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在上海设日租界。
日本人自知自己此时的力量还不足于与老牌的帝国主义分庭抗礼，只能强忍下来。
既然公共租界大家有份，日本便转而在公共租界内（虹口）建立自己势力圈的图谋。
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的时候，在沪日本人大约只有八百余人。
到了现在，整个公共租界的日本人接近八万人。
日本人不仅在虹口开店设厂，办学校、医院、建剧场、神社、组织日本人俱乐部，而且造营房，辟军用操场，驻扎军队，建立海军陆战队司令部，甚至任意设岗放哨、武装巡逻。
可以这么说，一旦第二次淞沪会战爆发，虹口区便日军放在上海的腹地的一枚足以致命的钉子！
狄思威路。
一辆黑色的尼桑小汽车停在路边。
后排座位上，程千帆安静的坐着，他的手中把玩着一把韦伯莱斯考托转轮手枪。
他的腿上，安静的放着一挺芝加哥打字机。
他的脚边放着一个特制的小提琴盒。
如果遇到盘查，这款芝加哥打字机转瞬间便可以拆卸放进小提琴盒。
“车牌换了没？”程千帆问。
“换了，出门的时候就换了。”驾驶座的李浩说道。
“油加满了？”程千帆又问。
“加满了。”李浩说，他扭头，苦笑着对程千帆说，“帆哥，我不是新手了。”
他可是看到，帆哥上车前，就绕着车子转了一圈，看了车牌，还检查了油箱、轮胎的。
现在又来特别问一遍。
“我希望你能够如同新手一样谨慎，每一次行动前都在脑子里将所有细节过一遍。”程千帆表情严肃说，“浩子，记住我说的话。”
“明白了。”李浩点点头。
程千帆轻轻掀起车帘，看向外面。
这里是虹口区最繁华的街道之一，有着‘东洋街’之称。
整条街，随处可见日本商店，有日式料理店、生鱼店、点心店、木屐店、绸缎店、和服店……五光十色，东洋情调浓郁。
程千帆的表情阴沉，‘东洋街’这个名字，令他感到愤怒和巨大的耻辱感。
正如他，法租界的贝当区、霞飞区、台拉斯脱路、辣斐德路等等这些名字一般，这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耻辱，不，确切的说，是帝国主义烙在中国的土地上、中国人身上的耻辱印记！
他和他的战友们，抛头颅、洒热血，投身红色浪潮，便是要将这些耻辱的印记一洗而空，建立属于人民的国家，再也没有这些代表了耻辱的外国名字，更没有如同狄思威路的‘东洋街’这种所谓的日本风情街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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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定，一定。”周虹苏拱拱手，微笑说，“怎么着也不能让您看了上册，一直念着下册，那不是人做的事情。”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彭与鸥叹口气，“你是不知道，那种看了一半就看不到后续的痛苦。”
“周老板，记着啊。”
复旦公学国文系教授先生摇摇头，上了一辆黄包车，还没有忘记再探出头叮嘱书店老板一声。
彭与鸥下午没有课。
径直回了家。
邵妈不在家。
这个时候应该去檀香山路慧雅书店的死信箱取情报去了。
按照约定，每天早晚去取一次情报。
也许有情报，也许没有情报。
但是，邵妈必须每天两次雷打不动去查看。
如此能够确保在非冒险见面的情况下，情报的时效性。
彭与鸥上楼，来到自己的书房，从柜子里取出一盒珍藏的茶叶。
有些恋恋不舍的看了一眼茶叶罐子，最终还是笑了笑，念叨了一句自己真是个‘抠门鬼’，然后将茶叶罐子放进提包内。
又从床底下拉出一个木箱子，里面放着一条没有拆封的香烟，还有一条已经拆封，只剩下五包香烟。
他直接将那一条没有拆封的香烟也放进提包。
拎着提包便下了楼。
正好看到邵妈回到家了。
“邵妈，我晚上出去一下，不在家吃饭了。”彭与鸥说道。
“彭先生，情报。”邵妈摸出一张纸条递给彭与鸥。
彭与鸥表情一肃，接过纸条。
“曹宇甫一释放，即被特高课抓捕，旋即叛国，全盘招供，建议曹宇所知晓之党内同志、爱国友人，须即刻撤离沪上，急！”
看完纸条上的字，彭与鸥恍然。
曹宇失踪之事，竟然不是国府方面在倒打一耙，原来是被日本人抓走了。
现在搞清楚了，对于国府方面也便有了交代。
红党人没做亏心事，但是，被对方一直咬着不放，始终是个麻烦事。
‘火苗’的紧急情报，简直如同及时雨，化解了彭与鸥的困惑和焦虑。
……
彭与鸥拎着路上买的猪头肉、糟毛豆、一瓶高粱酒，提包里装着茶叶和一条烟，来到了福煦路多福里二十一号。
这是一幢坐北朝南两楼两底有厢房砖木结构的新式石库门住宅。
轻轻敲了敲门。
很快，脚步声传来，有人在里面轻声问，“谁？”
“宜兴的大表哥。”
“这位先生，您弄错了吧，我家先生在宜兴没有亲戚。”
“错不了，你家先生是泰州的，我以前也是泰州的。”
吱呀一声，门开了。
彭与鸥进门，同刚才说话的年轻同志点点头，径直上楼。
楼上的书房，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，正在伏案写作，听到声音，嗅了嗅鼻子，“小欧阳，我就是嘴馋，念叨一下一个月没见肉了，你还真买猪头肉了啊，我们的津贴可是不够了啊。”
彭与鸥笑而不语，将东西放在椅子上，直接拧开了酒瓶。
他还特意用手扇了扇。
“酒？”中年男子嗅了嗅鼻子，脸色一变，几乎是要跳起来，训斥说道，“我说小欧阳，有酒有肉，这日子真的不过了？下顿喝西北风啊！”
然后他一扭头，就看到了微笑着看着他的彭与鸥。
“哎呦呦！老彭！”中年男子先是一愣，直接走过来，右腿被椅子撞了下，也顾不上了，上来直接和彭与鸥拥抱。
而后，两人看了看对方。
“彭与鸥同志，你廋了不少啊！”
“‘农夫’同志，你也黑了不少。”
两人哈哈大笑，再次拥抱！
“我怎么闻到了香烟味道？”‘农夫’同志嗅了嗅鼻子。
“你啊你，难怪常光头气的骂，说你的鼻子比狗还要灵！”彭与鸥笑着说。
他从提包里刚摸出那条香烟，就被‘农夫’同志一把拿过去，赶紧撕开包装，拿出一包烟，拆封，拿出一支烟放进嘴巴，摸出洋火，划了一根火柴点燃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
看着彭与鸥看他的眼神，‘农夫’哈哈一笑，“断粮两天了！”
说着，他吐了口烟圈，舒坦的眯着眼，“也就你老彭富裕，直接拿来一条烟，在西北，教员手里都没有这么阔气。”
“我可没有这么阔气。”彭与鸥说道，“这是‘火苗’同志接济我的。”
看着‘农夫’的表情变得严肃，彭与鸥笑着解释说，“你也别用那眼神看我，组织纪律我当然知道，老彭我一没有从‘火苗’同志手里拿钱，二没有要东西，当然，总共就得了两条香烟，是‘火苗’同志知道我断粮了，赊给我的，我已经还了一条烟的烟钱了。”
‘农夫’同志拿起香烟，看了看包装，确认是市面上最常见的金黄牌香烟，这才点点头。
不是他不近人情，生活条件好的同志们送两条香烟，这不是什么大事。
但是，放在‘火苗’同志的身上，这就不是小事。
任何来自‘火苗’同志那里的物品，出现在彭与鸥的手中，都要格外警惕，必须避免有指向性和不应该出现在彭与鸥手中的物品出现。
“那个小家伙现在怎么样？”‘农夫’同志问。
“嚯，说起那小子。”彭与鸥吃了一小块猪头肉，“威风着呢。”
他抿了一口酒，“在上海滩，特别是在法租界，说起小程巡长，无人不知。”
说着，他指了指‘农夫’同志，“便是你老农，要是在法租界遇到麻烦了，报一声小程巡长的名字，都会给你三分面子。”
‘农夫’同志闻言，哈哈大笑，笑过之后，他长叹一声，“苦了这孩子了。”
彭与鸥也是默然，他自然也非常清楚程千帆身处的环境是多么复杂和残酷，这个年轻人身上的压力是多么大，甚至可以说，‘火苗’便是睡觉也要睁着眼睛的！
两人抽着烟，一盘猪头肉，一叠糟毛豆，喝着酒。
喝着，聊着。
聊着，喝着。
抽烟的手都在颤抖，两眼通红。
两人聊天中出现的很多名字，那么多熟悉的名字，都已经不在了……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！
……
虹口区属于英美公共租界，不过，不少人已经开始习惯称呼虹口区为日租界了。
前清同治二年，英美租界合并，成立了所谓的公共租界。
光绪二十五年，公共租界又进一步扩大地盘。
这一阶段，日本势力其实也在急骤膨胀。
他们从甲午战争前后就有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，一直处心积虑、不择手段地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，并在中国的其他城市有了自己的租界，自然不可能不对上海动心，他们也想要在上海建立真正的租界。
不过，最终他们还是没有能够在上海获得官方承认的租界许可。
这当然这不是前清王朝敢于拒绝日本的威逼，原因是光绪二十五年英美公共租界扩张时，清政府与列强有过约定：上海除了早已既成事实的法租界外，今后各国均加入公共租界，不再设专有租界。
这自然是老牌的帝国主义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，限制后来者抢“蛋糕”而采取的一种对策。
以英国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在上海设日租界。
日本人自知自己此时的力量还不足于与老牌的帝国主义分庭抗礼，只能强忍下来。
既然公共租界大家有份，日本便转而在公共租界内（虹口）建立自己势力圈的图谋。
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的时候，在沪日本人大约只有八百余人。
到了现在，整个公共租界的日本人接近八万人。
日本人不仅在虹口开店设厂，办学校、医院、建剧场、神社、组织日本人俱乐部，而且造营房，辟军用操场，驻扎军队，建立海军陆战队司令部，甚至任意设岗放哨、武装巡逻。
可以这么说，一旦第二次淞沪会战爆发，虹口区便日军放在上海的腹地的一枚足以致命的钉子！
狄思威路。
一辆黑色的尼桑小汽车停在路边。
后排座位上，程千帆安静的坐着，他的手中把玩着一把韦伯莱斯考托转轮手枪。
他的腿上，安静的放着一挺芝加哥打字机。
他的脚边放着一个特制的小提琴盒。
如果遇到盘查，这款芝加哥打字机转瞬间便可以拆卸放进小提琴盒。
“车牌换了没？”程千帆问。
“换了，出门的时候就换了。”驾驶座的李浩说道。
“油加满了？”程千帆又问。
“加满了。”李浩说，他扭头，苦笑着对程千帆说，“帆哥，我不是新手了。”
他可是看到，帆哥上车前，就绕着车子转了一圈，看了车牌，还检查了油箱、轮胎的。
现在又来特别问一遍。
“我希望你能够如同新手一样谨慎，每一次行动前都在脑子里将所有细节过一遍。”程千帆表情严肃说，“浩子，记住我说的话。”
“明白了。”李浩点点头。
程千帆轻轻掀起车帘，看向外面。
这里是虹口区最繁华的街道之一，有着‘东洋街’之称。
整条街，随处可见日本商店，有日式料理店、生鱼店、点心店、木屐店、绸缎店、和服店……五光十色，东洋情调浓郁。
程千帆的表情阴沉，‘东洋街’这个名字，令他感到愤怒和巨大的耻辱感。
正如他，法租界的贝当区、霞飞区、台拉斯脱路、辣斐德路等等这些名字一般，这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耻辱，不，确切的说，是帝国主义烙在中国的土地上、中国人身上的耻辱印记！
他和他的战友们，抛头颅、洒热血，投身红色浪潮，便是要将这些耻辱的印记一洗而空，建立属于人民的国家，再也没有这些代表了耻辱的外国名字，更没有如同狄思威路的‘东洋街’这种所谓的日本风情街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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